对文化一词的重要作用译论王运鸿:情景学与翻译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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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象一词对于翻译研究领域并不陌生,不少翻译研究学者都曾探讨过形象塑造的问题。本文拟从全球化的大背景出发,追溯形象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历史渊源与相互联系,通过综述形象学视角下的相关翻译研究成果,探究二者的契合之处,厘清形象学有关核心概念与翻译研究的关系,以期为未来形象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提供思考和启示。

  作者简介:王运鸿, 女, 讲师,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博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研究、文学翻译研究

  推荐文献:王运鸿.形象学与翻译研究[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8,41(04):86-93

  随着全球化和跨民族主义的发展, 国家和民族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成为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形象”一词对于翻译研究领域并不陌生, 自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转向之后, 很多翻译研究学者都曾探讨过形象塑造的问题 (Lefevere 1992;Venuti 1998;Hung 2005) , 但他们大多将形象置于文化视角下的一个细微层面进行剖析或作为意识形态系统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探讨。近些年, 国内不少研究者也逐渐将形象学理论引入翻译研究, 涉及翻译中形象研究的学术成果日益增多。但这些研究对“形象”一词的界定不太统一, 有些将之作为普通名词使用, 有些指向“人物形象”, 并未成为一个学科术语, 有时甚至与文学研究中的“意象” (imagery) 这一专属术语混为一谈。

  作为专属名词, “形象”被广泛运用于多个领域, 如物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建筑学、计算机科学等, 而翻译研究领域的“形象”概念主要借用于形象学本身。其关注点为心理学和社会学层面, 强调的是“心理因素”和“对他者的影响” (Dimitriu 2015:202) , 这恰好与目前翻译研究领域的社会学转向不谋而合, 社会学转向下的翻译研究的目标之一, 正是试图“揭示翻译既是社会活动也是认知活动、既是群体活动也是个体活动的特征” (Sela-Sheffy 2005:14) 。自2005年以来, 各大国际学术出版社都陆续出版过翻译研究领域有关形象学和形象研究的学术著作, 如圣·杰罗姆出版社 (St.Jerome) 出版的Cultural Encounters in Translated Children’s Literature:Images of Australia in French Translation (2007) , 约翰·本杰明出版社 (John Benjamins) 出版的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Studies in History, Norms and Image Projection (2005) 及其最近推出的关注翻译研究与形象学结合最新成果的力作Interconnecting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Imagology (2015) 。就国内而言, 译林出版社2011年出版了张晓芸的博士论文《翻译研究的形象学视角———以凯鲁亚克〈在路上〉汉译为个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年出版了卢小军博士的《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研究》一书;2016年, 上海交通大学举办了首届中国形象研究高端论坛, 多位学者强调, 必须对翻译在中国形象构建中的作用给予足够的重视。形象学视角 (imagological approach) (Flynn, Leerssen&van Doorslaer 2015:2) 已俨然成为翻译研究领域的又一重要发展方向。

  形象学与翻译研究两门学科的历史渊源颇深, 形象研究一直是比较文学的传统研究范畴之一, 而最早进入翻译研究的学者中, 很大一批就来自于比较文学领域, 这就使得两者的结合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比较文学学者勒弗菲尔 (Andre Lefevere) 很早就谈及翻译与目标语文化自我形象之间的微妙关系, 指出翻译具有保护和改变目标语文化自我形象的双重功能 (Lefevere 1992:125-127) 。然而, 勒弗菲尔对形象研究采取了一种“浅尝辄止”的态度, 并不是将其作为关键研究点, 而只是作为凸显赞助人和诗学系统操纵翻译活动的佐证之一。

  虽然比较文学理论家很早就将形象概念引入翻译研究, 但是形象学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兴起恰恰发生在比较文学日渐式微之后。作为一门传统学科, 比较文学研究在20世纪后期开始走向衰退, 其地位逐渐被新老“姊妹学科”所取代, 学科地位变得“岌岌可危” (Leerssen 2007:24) 。由于“自身难保”, 形象学逐渐被比较文学所“抛弃”, 与此同时, 反而是“与之相关的学科借鉴了形象学的理论和关注点” (Leerssen 2007:25) , 翻译就是其中之一。作为新兴学科, 翻译研究在其成长过程中不断向其它学科汲取养分, 借鉴它们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促进自身发展。如西米奥尼 (Daniel Simeoni) 所言, 翻译理论研究发展的历史就是翻译研究学者不断“跨界”寻求新的视野、角度和方法的过程 (Simeoni 2008:339) 。形象学也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翻译研究者的视野, 如女性主义视角和后殖民视角都对民族身份 (1) 和国家形象问题多有涉及和探讨。

  形象学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边缘化并没有影响它自身前进的步伐。20世纪末期, 形象学在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发展并壮大。当代形象学摆脱了传统本质主义视角下的民族主义牢笼, 没有把“寻觅所谓根植于‘民族的’固有特性视为自己的任务”, 而是关注在特定社会长期形成的、反映在各种国别文学之中的“文化的或民族的固定印象” (Leerssen 2007:23) 。当代形象学强调形象作为一个“社会文化构念”的本质特征, 形象和身份不再是民族与生俱来的特征, 而是在社会生产和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特定群体相联系的特性和身份。形象或身份的建构本质 (the constructed nature of image or identity) 是形象研究的核心 (Leerssen 2007:24) 。与此同时, 翻译研究对形象的探讨也在不断深入, Interconnecting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Imagology就集结了十几位翻译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均以形象学中的核心问题———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的构建问题为讨论核心, 而不是将形象作为翻译研究中次要的、二阶的观察因子。

  形象学视角进入翻译研究不仅仅在于其与生俱来的历史渊源, 二者亦具有相似的研究基础。Leerssen在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论文《形象学:历史和方法》中明确指出:“形象研究本质上是比较性的, 它关注的是跨越国家和民族的各种关系而不是单纯的民族身份问题” (Leerssen 2007:29) 。换句话说, 形象研究的关注点不是单一语境下的文化身份或民族身份的构建, 而是关注各种艺术形式尤其是文学作品跨文化、跨民族的多样性特征。这一点正好与翻译跨语言、跨文化的本质特征相一致。作为跨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形式之一, 翻译是形象构建尤其是他者形象构建最常见的载体 (2) , 它对于不同语言群体和民族之间的身份和形象构建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

  其二, 形象学与翻译研究一样都具有描写性和历时性特征, 均排斥以静态的、本质主义的视角来观察和解释文化现象和活动 (Flynn, Leerssen&van Doorslaer 2015:5-6) 。形象研究实质上是一种“文学社会学”, 其关注点并非单纯的文学层面, 而更接近于民族学和人类学, 关注的是文学文本所呈现出的民族性或者“作为文学隐喻所反映的民族性”, 但是这种民族性绝不是本质主义视域下的民族决定论 (Leerssen 2007:21) 。由是观之, 一方面, 形象研究关注的并不是客观的社会存在, 其研究对象并非真实的人类社会活动, 而是人类社会话语与语篇中所呈现的特定群体的属性, 形象不是脱离文本内核的外部的本质的存在, 而是时刻渗透和浸润文本核心的存在, 该部分属于文本内部研究范畴;另一方面, 形象研究亦无法脱离社会历史时空而存在, 任何身份和形象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空间中逐渐形成、传播并不断强化甚至定型的, 此部分则属于文本外部研究范畴 (巴柔2001b:158-174) 。这与翻译研究尤其是现代描写翻译研究强调的“语境化”原则 (Toury1995:29/2012:23) 刚好相一致, 即:必须将任何研究对象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来进行考察, 才谈得上进一步的功能、产品和过程研究。由此可见, 翻译研究和形象学均关注研究对象的历史性和语境性特征 (Flynn, Leerssen&van Doorslaer 2015:4) , 都强调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互参照、密不可分, 这就使得两者具有了共同的基本的研究立足点。

  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主要手段, 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频繁的跨文化交流在促进各个国家和民族不断全方位、宽领域地融于全球化发展大潮的同时, 亦引起人们对于如何保持或维护各自民族特性的思考。Flynn, Leerssen和van Doorslaer在Interconnecting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Imagology一书的序言部分提出了一个问题:全球化是否对民族和文化形象构成威胁?这显然是一个伪命题, 全球化的今天, 似乎正是一个多样化和民族性特征不断得到彰显和强化的时代, 翻译领域亦不例外。正如克罗宁 (Michael Cronin) 所言, 种族和文化的分化和统一并不是当今世界“两种对抗的角力”, 相反, 它们是目前全球化现实两个缺一不可的“构成部分” (Cronin 2003:86) 。全球化在促使世界文化均质化的同时, 更加促进了世界文化朝向多样性和多元化发展。

  就翻译而言, 国际文化流通领域里一半的翻译作品均译自于英语, 英语在世界翻译市场上仍然占据主导和中心位置, 甚至是“超中心的地位” (Heilbron&Sapiro 2007:95) ;但是, 另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 通常情况下, 边缘语言都经由中心语来进行交流和传播, 在全球化的今天, 英语作为中介语的功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不可能被取代 (Heilbron&Sapiro 2007:96) 。如此一来, 一方面, 全球化的确使得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不断通过翻译输出自己的国家文化和民族形象, 几乎形成一种文化霸权;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 英语长期的霸权地位在全球范围内造就了大量以其为第二语言甚至第一语言的受众, 这也使得任何边缘语言得以有机会利用这一中介语言将自身的文化传递到全球的各个角落。

  全球化从来都不曾否定民族特性和文化差异, 相反, 全球化的发展与民族文化身份的觉醒相伴相随。全球化使得文化产品通过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以更快的速度进行流通和传播, 各种语言文化之间的翻译活动空前活跃。历史上, 任何一次翻译活动的兴起似乎都与民族意识的觉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Cronin 2006:127) 。而今, 虽然民族主义已经被跨文化主义、跨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崭新名词所取代, 但是正如西米奥尼所言, 它们不过是传统的“民族”“国家”等概念被全球化的结果 (Simeoni 2008:339) , 而全球化也不过是“各种地缘政治体———无论是地区的、全球的, 还是国家民族的———所构建和维护并受其限制的庞大网络而已” (Flynn, Leerssen&van Doorslaer 2015:7) 。从本质上来说, 翻译与民族主义从来就脱不了干系 (Simeoni 2007:23) , 翻译活动以及翻译研究在边缘语言国家更加活跃就是例证之一。

  既然全球化不可否认任何翻译活动尤其是文学翻译活动的社会历史特性, 形象学所关注的民族文化特性亦应在翻译研究中得到重视。翻译是形象呈现和塑造的途径和载体之一, 形象学关注身份和形象如何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空间中逐渐形成、传播并不断强化甚至定型。相应地, 翻译研究不仅可以描写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的主体如何通过翻译来塑造、改变、传播和强化异域民族及其各种族群的文化形象和文化隐喻, 而且可以通过探究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的互动关系, 揭示各种翻译主体自身身份特征的构建问题 (Flynn, Leerssen&van Doorslaer 2015:8) 。可以说, 形象学视角有助于翻译研究者探索翻译活动的社会历史文化特性, 它为我们认识翻译在人类文化传播中所发挥的功用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关注翻译和民族身份塑造的埃密格 (Rainer Emig) 就曾经指出, “文化史研究显示, 文化的更迭和前进通常由翻译引起和带来, 然而在现实研究中, 翻译往往被当作一定社会政治语境下的个体行为, 而忽视了翻译作为历史发展不可缺少的推动力这一事实” (Emig 2001:203) 。形象学视角将形象和身份作为翻译研究的聚焦点,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它拓宽了翻译研究者的学术视域, 将其研究关注点从个别的翻译案例扩展到社会文化和历史空间层面, 进而更能揭示翻译的本质。

  当代形象学的领军人物德国学者狄泽林克 (Hugo Dyserink) 在谈及形象学的研究范畴时曾指出:形象学主要研究“文学作品、文学史及文学评论中有关民族亦即国家的‘他者形象’和‘自我形象’”。但其研究重点并不是探讨“‘形象’的正确与否, 而是研究‘形象’的生成、发展和影响”, 换句话说, 即在于研究“文学或者非文学层面的‘他者形象’和‘自我形象’的发展过程及其缘由” (狄泽林克2007:153) 。显然, 形象学关注的首要对象是他者形象, 这个他者形象往往是通过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作品呈现出来的关于另外一个国家、民族、社会或文化的形象, 而翻译正好具备这所有的特征。

  对于目标语文化而言, 一般情况下, 翻译作品所呈现的大多是来自于另一种语言文化下的群体、民族或种族的形象。翻译作品所构建的形象虽然不一定完全等同于原文本所呈现的形象, 但是翻译作品一旦生产出来, 就会通过在目标语文化空间中的不断传播产生影响, 使得目标语文化社会对该翻译作品所呈现的民族或文化形成某种相似的、固定的认识和看法, 这种“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运作过程中对他者看法的总和”即为“他者形象” (巴柔2001b:154) 。对于翻译研究者而言, 重建他者形象的形成过程, 也就是重建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某些或某类翻译的生产、流通和传播过程。从这一点来说, 形象学视角为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切入点。

  翻译作品所呈现的他者形象一般都经过翻译活动中相关主体的筛选和操纵。任何一个民族和文化都不是绝对单一的和纯粹的, 而具有多样性和阶层性。和任何其它形式的文本一样, 翻译所传递的他者形象都只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构建的他者形象。任何翻译活动从其开始那一刻, 就通过选取源语文化里的某些作品从而屏蔽了其它作品, 为该作品在目标语文化中呈现某种特定的文化形象甚至是偏见提供了可能。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 曾提到美国在二战后的二三十年间大量译介日本小说, 但是这些小说的选择性极强, 主要集中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和谷崎润一郎的作品。因此直到80年代, 日本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就如川端康成在《雪国》中所呈现的那般“缥渺、朦胧、不确定” (Venuti 1998:71) , 而真正反映日本真实面貌和形象的文学作品却被边缘化。不仅如此, 由于美国在二战后一直处于西方文化中心地位, 其相关主体 (如出版商和译者) 有选择地译介某些作品所塑造的具有川端康成式怀旧风格的民族和文化形象不仅误导了美国读者, 甚至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对日本文学、民族及文化形象的认识 (Venuti 1998:72-73) 。由此可见, 翻译对于他者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

  形象学不仅关注“他者形象的生成过程”, 而且也注重研究“它们形成的深层社会历史原因”, 以及它们在不同文化相互接触时所发挥的功能和做出的贡献 (巴柔2001a:140-148) , 这一研究取向正好与翻译研究中的“功能导向” (Toury 1995:13) 相互契合。韦努蒂认为, 日本小说翻译在美国社会所塑造的大和民族具有异域风情和独特美感的“他者形象”与二战后两国之间关系变化的历史语境密不可分。二战后, 美日由原来的“敌对关系”转变成为不可缺少的同盟和伙伴关系。此时, 以川端康成为代表的日本作家相关作品英译本的出现刚好营造了一个与二战前日本“穷兵黩武”的形象完全不同的“朦胧的”“被美化”的日本民族形象, 这样的他者形象无疑对二战后美日外交关系的发展和巩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Venuti 1998:72-73) 。当然这种作用是意识形态操纵下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不断互动和对话的结果。冷战时期, 这种通过特定赞助人, 尤其是通过政府出版机构操控翻译活动来为相关政治伙伴塑造积极正面的他者形象的策略并不鲜见, 甚至成为一些目标语社会特定时期的国家文化政策。例如, 我国在50年代也大量译介以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绥拉菲摩维奇、阿·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卡达耶夫等为代表的苏联文学家的作品, 以保尔·柯察金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的他者形象在新中国受到空前的欢迎和关注 (宋炳辉1994;贾一村2010) 。差不多同一时期, 在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罗马尼亚亦如此。罗马尼亚的主流出版社不仅大量译介苏联文学作品, 甚至在译介来自其它语言的作品时, 主动“屏蔽其中涉及消极的俄罗斯民族形象的因素”, 取而代之以崭新的“正面的形象 (如英勇的、正义的形象) ”出现, 从而将苏联塑造为罗马尼亚的“手足兄弟”, 正是这样积极正面的他者形象促使罗马尼亚人们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苏联的伟大事业之中 (Dimitriu 2015:201-205) 。对于边缘化的语言来说, 因为翻译在这些国家的文化资产中所占比例相当之大, 他者形象对本土文化、民族身份的影响和冲击可见一斑。

  综上观之, 翻译无疑是塑造他者形象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通过重建翻译塑造他者形象的过程有助于揭示翻译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各种规约因素, 如赞助人、意识形态、文化策略、国际环境、国家之间的关系等等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不仅如此, 考察他者形象之于目标语社会文化自我形象的观照作用, 还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翻译功能的认识。这就涉及我们下一个话题, 即形象研究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参照面———自我形象。

  现代形象学不仅考察他者形象的形成和传播过程, 还尤其关注他者形象如何促进自身民族文化身份和形象的构建和变化。Leerssen明确指出, 特定形象固定特征的形成是他性和自我身份相互作用的结果, 因为他者形象和自我形象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 自我形象总是以观察者所处的位置为参照点 (Leerssen 2007:29) 。对于翻译研究而言, 讨论他者形象并不是研究者的最终研究目标, 其聚焦点是他者形象如何通过翻译生产和传播作用于自我民族形象和身份的形成 (张晓芸2011:34) , 这与现代翻译研究的目标语取向正好相互契合。

  实际上, 自我形象一直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后最为活跃的概念之一。勒弗菲尔最早使用该概念, 但是他并未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只是将之置于目标语取向下, 聚焦翻译对于目标语自我形象保护、改变和塑造的功能 (Lefevere 1992:125-126) 。翻译研究开启文化转向之后, 一直比较注重翻译之于目标语社会民族文化自我身份和自我形象构建的功能。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有助于创造集体身份, 构建民族文化, 这似乎已经成为目标语取向下的翻译研究者的共识。

  目标语转向的先行者埃文-佐哈尔 (Itama Even-Zohar) 和吉迪恩·图里 (Gideon Toury) 一直比较关注不同历史时期翻译对希伯来民族文学文化形象塑造的功能。图里指出, 从18世纪至今, 希伯来文学和文化先后历经了“德化”、“俄化”和“英化”时期, 才最终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化, 而这些变化都是通过翻译实现的 (Toury 2012:161-178) 。这里所谓的“德化”、“俄化”和“英化”也就是他性作用于希伯来本土文化从而促进其自身自我形象不断变化和形成的过程。用图里自己的话说, 翻译“通过填补希伯来文化的空白和引进新的文学和文化模式” (Toury 2012:23) , 不断创造和更新希伯来民族文化的自我形象。

  翻译还可能迎合目标语社会特定群体的文化、政治、宗教、精神等需求, 从而改变或重新构建该群体的自我形象。勒弗菲尔详细考察了不同时期的圣经译本如何改变欧洲大陆的自我形象, 如马丁·路德的德译本, 它不仅对德国的语言和文学产生了影响, 甚至改变了基督教和整个西方文明 (Lefevere 1992:126-127) 。埃密格则通过探寻翻译如何塑造现代诗坛名家奥登 (W.H.Auden) 的个人身份, 其独特的诗歌、戏剧风格, 以及翻译如何重新定义英语的文学文化身份, 得出“翻译是个人、民族或文化身份形成的先决条件”这一重要结论 (Emig 2001:204) 。翻译 (无论是文学翻译还是非文学翻译) 之于近现代中国自我形象的塑造亦功不可没, 它不仅促成了白话文的成熟, 还起到了思想启蒙的社会效应, 推动了中华民族现代性的构建, 参与塑造了一个追求民族独立、个性解放和自由民主的现代中国形象。

  从目标语角度来说, 不仅翻译甚至伪译都可能改变或塑造其自身的族群、民族或文化形象。如伪译《摩门经》成就了美国摩门教的创教之基, 在目标语社会为其教徒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化身份和自我形象。无论翻译或是伪译, 都可能通过借用或挪用他者的话语和文化给自我形象的重新构建营造一种安全感 (Venuti 1998:78) 。

  翻译对于目标语社会自我形象的改变和塑造, 是通过与他者形象的互识和互补从而更好地认识自我、满足自我欲求而实现的, 这不仅体现了“形象言说‘他者’和‘自我’的双重功能” (Leerssen2006:563) , 而且正好彰显了他者与自我的参照性和互动性。因此, 形象塑造亦成为文化输出、文化推广的重要手段之一 (Leerssen 2006:563-572) 。由于他者和自我的关系是相对的, 自我形象总是以观察者所处的位置为参照点 (Leerssen 2007:29) , 不少研究者开始关注文化输出过程中翻译之于本国、本民族形象的塑造过程及其所产生的功效。如Roberto Valdeon引入了传媒研究中“自我框建”的概念, 详细考察了El Pais英文版如何逐渐摒除传统的懒惰、狂热的西班牙人形象, 从而向世界构建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崭新的西班牙民族形象 (Valdeon 2015:219-238) 。

  当前, 翻译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业已发生改变, 已经“从传统的引进外来文化和文学为主变为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和文学为主” (Sun&Wang 2008:83) 。如何通过各种类型的翻译输出讲好中国故事, 塑造一个全新的、崛起的中华民族形象, 已经成为翻译实践者和研究者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任何研究都存在一定的盲点或盲区, 形象学和翻译研究的碰撞和结合可以促使双方得以从“他者”的角度来审视“自我”, 从而为“清除其各自的盲区提供新的可能” (Flynn, Leerssen&van Doorslaer 2015:8) 。形象学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可促使翻译研究者从“个体—群体—整体”的动态链中来考察不同层面的形象的形成过程, 关注翻译生产、传播和发挥功能的整个过程, 为翻译产品、过程和功能研究提供多维度的观察视角, 有助于揭示翻译产品、过程和功能三位一体的关系, 促进形象学理论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应用, 丰富翻译研究的理论分析工具。在形象学视角的观照下, 翻译审查、翻译伦理等问题必将得到新的关注和审视;形象学视角为新型文本类型如新闻翻译、旅游翻译、传媒翻译等等提供了很好的观察和分析工具;同时, 形象学视角亦将翻译生产和传播过程中更多社会历史文化层面的因素带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就形象学而言, 由于比较文学研究学者很多情况下所依据的文本其实并非原文本而是经过翻译过滤的文本, 他们往往无法窥见译本可能造成的形象扭曲或失真现象, 翻译研究与形象学的结合则能弥补这一漏洞, 从这一点来说, 翻译研究者所做出的跨界探索也可促使形象学及比较文学从“他者”视角反思“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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